他至今不会用E－mail，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1996年发现并引进《数字化生存》，该书发行10万册，成为国内数字化时代的启蒙读物。
从《数字化生存》后来的大红大紫，你肯定不会相信，它来到中国后，在版权代理公司的书堆里躺了一个月无人理睬。
1996年的一天，苏斌从这家版权代理机构拿走一大堆国外新书，其中就有BeingDigi?tal。这本黑黑封面的书到达中国一个月了，苏斌是第一个对它产生兴趣的人。书非常不起眼，而且那黑乎乎的封面就像是天生要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苏斌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Being（存在）是从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讨论的问题，学哲学的他对Being这类事关生存的观念思想有着职业的敏锐———如果一本书承载的观念或思想是对现有观念和思想的一种冲击，继而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会产生影响的话，这会是一本重要的书，而且是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书。但是要让一种思想观念成为每个人关心的话题，引起更多人的思考，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确实需要做相当大的工作。
作者尼葛洛庞帝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更让苏斌坚定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判断：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被苏斌提出来作《数字化生存》的副题，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座右铭。
读完书，苏斌和海外文艺部的四位同志一起讨论这本书的市场前景。虽然从主观来看，这是一本会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观念图书，但当时却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有多好的市场反响，一个眼前的事实是，台湾的繁体字版本《数位革命》发行不畅，反响平平，总之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编辑说，也就2万本吧（当时海南社的书最差就发这个数），另一位说可能3、5万本吧。苏斌的判断是，如果宣传推广做好了，可以争取发5万本！
台湾版本遭遇的惨淡的结局，是摆在苏斌面前的沉重阴影，要想避免重蹈覆辙，除了乐观和自信，还得有“招儿”才行。苏斌认为，台湾版本失利的原因，一是台湾社会电脑技术的发展领先于祖国大陆，启蒙的时机已经错过，二是台湾版本本身没有做好，太技术性了，降低了这本书的价值。要想改变书的命运，就必须改变思路，重新定位。学哲学出身的苏斌想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对人类观念的改变，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就与大多数人关注和思考的领域密切相关，而不再只与计算有关了。
想到这一点，还与当时的电脑图书出版态势有关。国内电脑专业书工具书市场已经被几大社瓜分完毕，后起的海南社只能找准自己的突破口，出奇制胜。于是电脑文化这一比电脑技术具有更大的社会认同和市场潜力的领域进入了海南社的视线。苏斌没有想到的是，在自己的手里会创造出《数字化生存》这样的业绩。
一天之内，苏斌拍板：就做这本书！由于只有海南社看中了这本书，因而版权问题极为顺利，不像《哈里·波特》这类人人都知道的畅销书，版权大战硝烟迷漫，仿佛夺得版权就等于成功了。对苏斌而言，拿到版权仅仅是开始，他和他的编辑们能意识到《数字化生存》的价值，但要让它流行到更多的读者生活中，实非易事。
为了摆脱台湾版本的命运，苏斌还绞尽脑汁想书名。当《数字化生存》这几个字跃出脑海的时候，苏斌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和出版诉求。这个书名既忠实于原文BeingDigital，又承载了他设定的对人类生存的问题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关注，用苏斌的话说，书名“特别打眼”，这几个字激起人的忧患，也激发人的学习欲望。
为了让读者能直观感受到这种逼近的拷问，苏斌还对全书目录作了加工。原书只有章节目录，而且技术性过强，苏斌的版本则变成了带有内容精华的导读：“产业大变革—比特市场没有比特就没有前途／比特的运送／跟谁结盟？／文化融合／拉力与推力”；还有针对普通读书趣味的：“新电子表现主义／穿过时光隧道的医生和教师／更好的调色板／音乐的推动力／电子艺术／离经叛道者的沙龙”。读这个目录就是感受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新的观念和思想就乘着这些当时让读者耳目一新的语汇扑面而来。这种诱惑形成了一种时尚，当时有不少人，特别是大学生，开口数字化、带宽和比特，连手里撑的伞也依《数字化生存》改为了“铅伞”。
“做书，就是要让它的价值在市场上被读者直观地了解。”这是苏斌的出版追求，也是《数字化生存》最终在国内出版市场上创出奇迹的原因。就像厨师一样，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口味高低迥然不同的菜来———对比英文原版的BeingDigital、台湾的《数位革命》和苏斌的《数字化生存》，答案清晰得一目了然，这应该是版权引进操作中一个典型的案例。“编辑对书的编辑过程，是包装的过程，使出版物与市场和读者的需求很好地衔接起来。”苏斌如是说。
书本身的定位及包装解决后，宣传推广计划也同时制定：作者尼葛洛庞帝被请到中国，这位数字化时代的代言人的到来在国内掀起阵阵数字化热潮，《数字化生存》顺理成章地成为引领这一潮流的“红宝书”。
苏斌说，《数字化生存》的畅销与媒体的参与密不可分。虽然他自己也涉足影视，但从他自己的经验来说，报纸是图书宣传的最佳媒体。
对编辑而言，最重要的是知识结构，要求是杂家，通家，有人说编辑“眼高手低”，就是要对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能够有了解和把握，同时对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的敏感。而一旦过了40岁，学习的可能性就减少了。
有哲人说，回忆过去的幸福，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已经远离了幸福。对苏斌而言，《数字化生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还会再次到来吗？事实上，在《数字化生存》之后，苏斌操作的其他一些电脑文化类图书，像《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也同样请来了书的作者埃瑟·戴森，但与《数字化生存》的辉煌而言，已经远远不可同日而语了。苏斌说，人最敏感的时期在25岁到40岁，之后就会感到吃力。苏斌1996年做《数字化生存》时正好40岁，不过对苏斌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完结，虽然以后的图书没有达到《数字化生存》的高度，但在他的手里却仍然产生了《雍正王朝》电视剧。
不过，苏斌仍然希望赶紧发现下一本“畅销书”。只要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数字化生存》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最近准备的《最后一英里———宽带和因特网的未来》，苏斌就认为具有与《数字化生存》同样的观念制高点，即使达不到《数字化生存》那样的高峰，也会对社会观念产生不小的推动。而McGraw－Hill正是基于海南社在《数字化生存》方面的不俗业绩，才把这本书推荐给了苏斌。
尼葛洛庞帝也是第一个给张朝阳投资的人，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知道又给张带来了多少无形资产。图片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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